东汉之前的几千年，民间乃至宫廷，已经存在着广为流传的验方，人们生病的时候，用几味中药组合，就可以起到治愈的效果。但在那个年代，人们不像现在这样频繁往来，能识字的也寥寥无几，这就限定了验方的正确使用和效果。
比如巴豆，巴豆是一味有毒的热性的泻药，从古代的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古人很喜欢用巴豆解决腹胀便秘的问题。由于书信往来还是靠竹笺上文字，识字的人本来就稀有，用竹笺传载文字，更增添了文字传播的困难。人们在应用巴豆的时候，往往不顾青红皂白，不管是热是寒，存在滥用的问题。巴豆是味大泻药，可以拉到你虚脱，有些人往往就是这样被拉死的。
与巴豆作为泻药，同时存在的还有，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等。方名虽然只相差一两个字，但区别很大，用小承气汤的就不能用大承气汤，否则，遗害无穷。怎么去总结他们各自的利弊，依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区别地加以应用，这其实是摆在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郎中面前最大的问题。验方的确有神效，但验方有它一定的相适应的症候群，滥用它，存在着严重的危害。这样的验方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表证的桂枝汤，麻黄汤，桂枝麻黄各半汤，葛根汤等等，都是治疗表证的，但相互间有细微的区别，同样不能混用，该用桂枝汤的，如果误用了麻黄汤，则会汗漏不止，甚至有生命危险。
医圣无疑是个奇人，这些问题，别说是现在的医家捋顺它都相当困难，更何况那个时代的张仲景了。没有对活人医术的强烈愿望，没有大量的临床经验，没有刻苦钻研的那股韧劲，很难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成就了张仲景写成《伤寒论》。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大量临床经验，将所有的验方在脑海里捋了无数遍，验方相适应的证是什么？禁忌又是什么？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又不该用？医圣肯定是了然于胸。对某些不能确定还较为模糊的验方，又反复到实际治病中加以确认。那个年代的民众，没有像现在这样矫情，医患关系也不会如此紧张，他们完全信任医生，有对医生从心底里发出的尊重。识字的人很少，懂医的就更是屈指可数，民众不远千里，大量向医圣的诊所涌来。正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验方，加上大量的临床经验，成就了《伤寒杂病论》这部辉煌的巨著。
我们现在的人读《伤寒论》，习惯摘取重点，事实上，《伤寒论》的每一句每个字都是重点。用断章取义的读法，根本无法领会《伤寒论》的精髓。你熟背桂枝汤的条文，同样要熟背散落在各个章节里的关于桂枝汤的禁忌。这就是《伤寒论》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关于用药禁忌的条文。医圣在那样竹笺写字的困难条件下，不厌其烦事无巨细地讲这个禁忌那个禁忌，多少让现代的人感到啰嗦了，医圣其实是从另一侧面，告诉你验方相互间的细微差别，不要混错。比如，是麻黄汤证，服用了麻黄汤，只要出汗了就可以，剩下的汤药丢弃一边，不能再服，出汗只要小发汗就行，不能大汗，书中叫“不必尽剂”。出汗后病症还未好的，则不能继续服麻黄汤，要服桂枝汤。你只有理解了这些禁忌，读出为什么有这样的禁忌，你才能更贴近医圣一些。故读《伤寒论》，忌讳的是读了前面忘了后面，它需要整体的读。
读出一个活的《伤寒论》，读出医圣仿佛亲身在你面前，语重心长谆谆教导，读出一个医者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