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好的手足癣医院 http://news.39.net/bjzkhbzy/210117/8598844.html新冠中医属于疫病范畴，病位在肺，多伤及胃肠，具有传染性、致病性、流行性特点。《*帝内经》中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论大小，病状相似”。绝大多数有武汉市的居住史或旅行史，或为接触过来自武汉的患者后，出现家庭聚集性发病，与《内经》所论非常吻合。而对于本次疫病的邪气性质，虽然大家有寒疫、湿疫、湿热瘀毒合邪等不同认识，但是从气候特点、发病节令以及症状表现、传变特点来看，湿邪是这次武汉疫情最重要、最核心的致病因素。本病起于冬季，审症求因，其病邪性质为夹湿的疫疠毒邪，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闭、脱”，湿毒起病，郁阻气机，枢机不利，继而出现了邪气袭肺、壅肺、闭肺，毒损肺络、内闭外脱等临床演变过程，大部分病例病位在肺，逐渐顺利向愈，只有部分病例出现咯血、神昏、喘脱、死亡。本病可依据疫病三焦和卫气营血传变规律进行辨证论治。
甘肃省截至年2月16日，确诊新冠肺炎90例，其中有87例使用了中医药治疗，中医药治疗率达到96.7%，治愈出院54例，治愈率为60.00%，治愈出院患者均全程使用中医药（藏药）治疗。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甘肃省注重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医疗救治中的协同作用和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1月24日即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中医药防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成立了省级中医药防治专家组，制定了《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全省建立了中西医结合联动工作机制，对疑似和确诊病例，中医药专家第一时间介入，和西医专家共同拟定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确保所有病例尽早、及时、全程使用中医中药，努力做到“一患一方案”。至今，已发布了第三版中医药防治方案。对甘肃省新冠肺炎防治方案做粗浅解读。
一、预防强调药膳扶助正气和中医治未病
《*帝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之所在，皆为不足”。
1、普通人群药膳：薏苡仁30克、银耳50克、百合60克、净山药50克、排骨克、荷叶20克、莲子10粒。以上食材洗净，加水适量入煲内，慢煲三小时，适量带汤食用。
2、虚体易感人群药膳：薏苡仁30克、胡萝卜克、鲜百合克、生*芪30克、草果15克、白豆蔻15克、橘皮30克、大枣4粒、生姜3片。以上分量适合4人食用，可凭个人喜好加入瘦肉适量，慢煲3小时，甜食或咸食均可。
3、已患有普通感冒（肺炎）或肺炎易感人群及武汉返（来）甘人群和密切接触者药膳：板栗克、瘦猪肉克、薏苡仁克、*参15克、陈皮30克、豆豉30克，盐、姜各少许。将板栗去皮，猪肉切块，加水适量，煮烂即可带汤食用。
二、口服汤药扶正辟瘟。
人群普遍适用。处方：生*芪15克、防风9克、麸炒白术15克、麸炒苍术6克、连翘9克、荷叶6克、生姜3克。煎服方法：加水毫升，水煎两次，每次30分钟，兑取毫升，不拘时服。
三、发挥中草药外敷辟瘟作用。
基本方：藿香15克、佩兰15克、冰片6克、雄*3克、白芷20克、艾叶10克。上述药物制粗散，装致密小囊，随身佩戴。
四、治疗重在分轻重，辨证论治
根据发病情况看，大多数病人是轻症，重症7%左右（全国大约20%），根据病情及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参照国家第五版方案进行辨证论治，同时注重中医临床诊疗相关资料的收集总结工作。重点在诊断初期即进行中药汤剂治疗，截断病情由轻型加重为重型、危重型的趋势。
1、轻型病人。
属于没有明显症状的可疑传染病患者和曾经与传染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有密切接触的人（密切接触者）的观察阶段。此时尚未能明确诊断，临床表现常仅为低热、轻微乏力等轻微症状，无肺炎表现。若表现乏力伴胃肠不适者，推荐中成药藿香正气胶囊（丸、水、口服液），以祛湿健脾。若表现乏力伴发热者，推荐中成药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防风通圣丸（颗粒）等，以解表发散，扶正散邪。
2、普通型病人。、
临床辨证多属于湿热壅肺证。临床表现多见发热，口渴，不欲饮；胸闷喘息、乏力或劳力性气短；咽干少痰，纳差，大便不畅或便溏；舌红，苔*厚腻，脉滑数。治法：宣肺透邪，清热化浊。推荐处方：宣肺化浊方。处方：蜜麻*6克、连翘15克、前胡9克、法半夏12克、麸炒苍术12克、广藿香6克、羌活9克、酒大*6克、陈皮6克、*芩6克。水煎分服，一日一剂。《温疫论》曰：“客邪贵乎早逐”“不传则邪不去，邪不去则病不瘳，延缠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瘟疫以祛邪为第一要义，根据病邪的特点，驱逐邪气，给邪以出路。疫毒夹湿，以《金匮要略》麻杏苡甘汤加《医方类聚》神术散宣肺、化湿、透邪，《温疫论》达原饮辟秽逐邪，《伤寒瘟疫条辨》升降散升清降浊、调畅气机。
3、重型病人。
临床辨证多属于温毒闭肺证。临床表现多见高热不退，咳嗽；痰少，痰*黏稠不易咳，或*痰，胸闷气短喘促，腹胀便秘，四肢欠温，微汗，舌质红，苔*腻或*燥，脉滑数。治法：清肺通络，泻热解毒。推荐处方：清肺通络方。处方：蜜麻*9克、杏仁9克、生石膏20克（先煎）、胆南星6克、葶苈子15克、桃仁9克、赤芍15克、射干9克、生苡仁15克、水蛭3克。水煎分服，一日一剂。温毒闭肺，麻杏石甘汤宣肺清热，温胆汤升清降浊。祛风先活血，血活风自灭。故加用活血祛风之药，共同达到辛凉清热解毒，宣肺活血祛风透邪的治疗作用。《医林改错》记载有解毒活血汤：瘟毒自口鼻入气管，由气管达于血管，将气血凝结，壅塞津门，水不得出，故上吐下泻……解毒活血汤治之，活其血，解其毒，未有不一药而愈者。
4、危重型病人。
临床辨证多属于内闭外脱证。临床表现多见神昏，烦躁；胸腹灼热，手足逆冷；呼吸急促或需要辅助通气。舌质紫绛，苔*褐或燥，脉浮大无根。治法：开闭固脱，解毒救逆。推荐处方：四逆加人参汤、安宫牛*丸、紫雪丹。本型属危重症，急则治其标，治以开闭固脱，解毒救逆。方用《伤寒论》四逆加人参汤，热闭冲服安宫牛*丸或紫雪散；阴闭冲服苏合香丸。正如《温病条辨》说：“非菖蒲、郁金等所能开，须用牛*丸、至宝丹之类以开其闭，恐其昏厥为痉也。”。
5、恢复期病人。
恢复期根据正气受损、邪气余留的情况辨证论治。临床辨证多属于肺脾气虚证。临床表现多见气短，乏力，轻咳；心虚胆怯，夜寐欠安，纳呆腹胀，便溏不爽；易汗出，苔薄白或白腻，脉濡细。治法：运脾益肺，培元固本。推荐处方：益肺健脾方。处方：炙*芪15克、*参6克、陈皮9克、当归9克、柴胡6克、桔梗3克、麸炒白术15克、炒白芍9克、砂仁3克、生麦芽15克、炙甘草6克。水煎分服，一日一剂。
本病急性期重在祛邪，有表解表，有湿祛湿，分消湿热，合病腑实证，则通下腑实，但邪气可耗伤正气，危重症可见痰热闭阻心包，则清热解毒、豁痰开窍，若内闭外脱，则急则治其标，固脱为要。后期邪去正虚，则注意根据正邪调整攻补兼施力度。中医最大的特点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因此临床具体治疗还是根据病情辨证用药，有是证用是方，若无上述证候，则上述方不能用于预防。
五、从新冠肺炎中医辩证论治，看扶阳派的局限性
从中医辩证，新冠属于湿温毒病，治疗原则是祛湿、解毒、清热，不能采取扶阳温法。从新冠的辩证论治，及疗效，我们重新思考火神派，观点如下：（一）、火神派错解阴阳《素问》中不只一次提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可见阴阳的概念是相当广阔与多样性的，更是抽象且形而上的。然而，火神派与所谓寒凉滋阴派所争论的过程中，却往往忽略了阴阳的广阔含义形而上含义，只是在狭窄地讨论寒药热药之用，把「阴与阳」的概念错误地缩窄至只谈「寒与热」，把「三阴三阳」的定位困在「手足六经」这个形而下的框框之中一样，当下火神派那所谓对「阴阳」的理解，其实亦只限于「寒热」而已。在火神派的眼中，所谓的「阴」只是狭义地指「阴津」、「阴液」，却完全忽视了「阳的储积即为阴」这个理念。「阳气的收藏过程」，其实正正就是一种「阴的体现」(这种阴虽不一定与「滋阴法」中的「阴」相同，但亦有相当程度的关系。)生长(木火)属阳，收藏(金水)属阴，这是一个千载不易，却又很显白的道理。也就因此，阴阳是平等且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的。正如郑钦安所重视的「肾中之阳」「坎中之火」，其实正正就属于「阴」，肾属水，居人身之下焦，主藏，这些特点其实正正就是「阴」。为甚么火神学派要独举一个「阳」字而把「阴」字贬得如斯卑微？随后更偷换概念、移花接木地把「温」当成是「阳」的全部，把「温热药」的应用无限地扩张？《灵枢?本神第八》是怎样说的︰「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如果用上火神派的唯阳理论观点，实在是无法好好解释，甚至是互相所背道而驰的。如果火神派认为阳气之「收藏」对于生命而言是重要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是在指出「阴」对于生命来说是重要的。正如人体中，「肃降」、「滋养」、「消谷」、「化血」、「排泄」这些种种「阴」的存在，较之「宣发」、「运行」、「化气」、「输布」、「上升」等等「阳」之存在，是具有同样重要及平等的价值。再来看看《素问?阴阳离合论》言︰「阳予之正，阴为之主。」，难道我们又可以单凭这句说「阴就是主要的吗？」不，我们应该明白当中所言，是阴阳的统一和合，相辅相成的结果。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如果用上狭义片面的阴阳定义，我们会理解成︰「阳是负责守护阴的，而阴则是负责使唤阳的」。这就显出火神派阳主阴从」的概念，至少并不是如他们所言般，来源于经典，符合于经旨的。内经中的阴阳，其实往往不是单指一种「物」或一种「实体」，而是在阐示出阴阳二者于状态及概念上的不同，以及统一合作、相辅相成的重要性。在《内经》中经常出现的阴阳对偶排列句式，其实正正是为了说明了万事万物中，阴阳之同等价值与意义，缺一不可。而在《生气通天论》中一些论述「阳气」的内容，火神派经常借此作为「常用温热药的免死金牌」。可是，正如其题目所言，主要是言「天」的，而人体与天交通的正气，也就被称为「阳气」，并不是如我们平日简单所想般，以为「热的气就是阳气」。「阳」与「阳气」是有所分别的。「阳」所指的是哲学性的抽象思维，而「阳气」的，正如前所言，则只是用以借代「人身」通「天」之正气的重要，当中是完全没有要贬低阴的价值这意思。所以当在《生气通天论》的最后一段时，正正是平等地对待了「阴」与「阳」，指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万事万物中，阴阳之同等价值与意义，缺一不可。此外，火神派的阴阳观也经常牵涉到《易经》，尤其是孔子《系辞传》中的「天尊地卑」，更被经常引用为「阳主阴从」的依据。《周易?系辞传》亦言︰「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阴阳，本就是具有广阔哲学含义的形而上概念，能涵盖的是广阔而无限的事物，并用以探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而火神派却经常选择性地引经据典，藉以指出其独有的阴阳理论以及「阳主阴从」的观点，希望把「常用温热药」这行为合理化。他们把原来无限广阔及灵活的阴阳概念，狭窄地只当成是「阳气」以及「阴津」这形而下的物体，大大失去了「阴阳学说」那形而上的广阔哲学含义。同时，对于药物的运用，火神派也单纯地以为「寒」与「温」就是阴阳的全部，完全无视了药物「表里」、「补泻」以及「升降」等等多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大大限制了使用药物时的多元考虑因素，使药物的使用变得线性以及片面。我们要知道，「阴与阳」是相对的，是灵活的，是包含万象万物的，就如郑钦安的所言，为医者最重要是「识阴阳」，而不是独识纯阳。郑氏在《医理真传?阴虚症门问答》中，用上了干姜甘草汤和当归补血汤，正正就是其对阴阳理论认识的体现。可惜的是，卢崇汉却让把这说成是阳虚门的治方，又正好看出其对阴阳概念的狭隘之处。这种阴阳理论的狭窄化，对中医学的发展及应用来说，委实并非一件好事。（三）、火神派附子用量探讨对于《伤寒论》中药量的度量衡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根据不同的考证结果，对于《伤寒论》中附子的用量也是说法不一。但当中最大的考证结果，是柯雪帆教授根据年考古发现所作出的「一両等于今日的15.克」。而根据何绍奇于《关于仲景方用药剂量的问题》一文中，估计附子一枚及石膏如鸡子大的用量，分别是20克及50克左右，而杏仁七十枚则为27.5克。至于百合病诸方，就用了百合七枚；而炙甘草汤，则用大枣三十枚；桃核承气汤、大*牡丹汤桃仁俱用至五十枚这个数量；扺当汤则用水蛭三十个。从这些数字当中可以看出，仲景原方的药量，显然与今日中医教科书中的「一两等于现今一钱，即3克」这说法，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何氏总结说︰「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仲景药量比今天重。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就以上的例证看来，对于附子的用量，我们确实有需要重新思考教科书及药典上的指示，认真的去了解及分析其是否合理，才不致令中医陷入「不能治急重症」和「只是调理身体，治疗小病的医术」的窘境中。而且，当考虑到卢崇汉、李可、吴佩衡等使用这么大量附子，却无副作用的验案，我们更不能忽视重用附子所能带来的巨大潜在疗效。然而，重视使用大量附子不等于火神派卢崇汉所谓「最少的用量是60克」或「九成药方都要用上附子」。譬如说，仲景所有有附子的方中，最常用的是一枚，就算根据最大的考证结果，亦只是15.克，而且仲景书服药法大都取「分温三服」的习惯。而仲景方之中，只有34方是用上了附子，占所有经方的12%。当然，每方的使用频率或有多寡之分别，但正因如此，更不应划一地把附子的用量定为60克以上，无视了应根据不同情况，作灵活加减取舍的原则。更何况，附子因产地、收采时期、炮制、配伍的不同，其药效及毒性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对这些因素全不理会，便会出现药材的浪费甚至是巨大的潜在危险。近日火神派的支持者，甚至把「用附子量的大小」，变成了衡量一位医家功力及火神派地位的硬性指标。可见，火神派的兴起，对于今日喜欢盲目崇拜，以及不爱思考的中医后学们，有着一定深远的负面影响。（四）、火神派对阴火之治火神派很强调「虚阳外越」、「真龙约言」，认为虚火上浮的原因只在于「因命门火衰使阴气上泛，水升龙腾」，形成浮阳的状况。然而，命门火衰固然是阴盛格阳的一种可能，却并不是虚阳浮越的唯一因素。如丹溪《格致余论》所谓的「相火妄动」，就是因为人的情志、厚味等而引起的阳浮现象，使用滋阴药正是其治疗的方法。这在理论的确立与临床运用上，历史以来都有着相当充足的支持。又正如郑钦安，以及刘力红也很强调的「封髓丹」，正正就是用于「肾火不藏、阳气上浮」的主方。方中以「*柏」作为降逆相火的主药，却并无任何的姜桂附以辅命门之火。可见，火神派把所有虚阳外越的状况都当成是命门龙火的虚越，是并不妥当的。更甚者，若无差别地排斥滋阴学派的用药方法，更会使中医的多元性及广泛性受到严重的破坏。（五）、火神派标本不明最简单地综合火神派的理论，即︰「人的正气，就是阳气。」从正邪而言，「邪属标，正属本」，因此，火神派认为，使用温阳的药，才算是治「本」之法，其它如清热寒凉滋阴之法，不过治「标」而已。譬如卢崇汉在《扶阳讲记》中写到︰「我们听，我们思维，我们拿笔写字，我坐在这里讲话，都是在耗阳气。」他把人身中所有的机能动力、免疫功能、复完功能等等，都定义之为「阳气」，也就把「阳气」当成是「本」。然而，就算确实如卢氏所言，「阳气」真的就是「本」，但在《素问?标本病传论》中，就有「间者并行，甚者独行」之说，显示出对「急则治其标」的重视，也就告诉我们，有时候自当考虑如何治「标」。因此，处理标「热」，也是治病的一大重点。否则，标热不去，正阳也就难复，这正是治病复杂玄妙之处。而更重要的是，「人体的正气就等于阳气，可以用温热药加强」这论点，委实值得商榷。如果说服用温热药就能使正气充足，也就是说温热药是不会产生副作用的(正气不嫌多)。然而，从历史及临床实证来看，就以温热性传染病为例，我们真的可以用温热药来顾护人身之「本」乎？难道热邪就不可以是病的「本」？单单提倡应用温热药这种只阳不阴的做法，也就是等同忽略了标本缓急及过犹不及这些原则的考虑。如果说只有用温热药才是在治本的话，就即是完全否定了温病学派的价值及他们大量治病的验案，这是不符合实情的。更何况，发明「急下存阴」法的，也不是谁人，正正就是仲景。（六）、火神派随意演绎、以偏概全正如前文提到，对于《内经》及《易经》等著作，火神派往往只抽取当中的一部分，甚至扭曲原意，作为支持自己使用温热药的论据，现今再举例以证之。譬如卢崇汉在《扶阳讲记》言︰「大家都知道清华的校训有两个，一个是自强不息，一个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实际上就是干的精神……」，其后对重阳之说大加发挥。然而，对于「厚德载物」其实就正正是坤卦的象传，卢氏却竟是懵然不知。又如《内经》，火神派往往只节录当中的一部分，来说明「阳的重要」，但如刘完素这位火热论代表，又何尝不是用上《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来确立人们所谓「寒凉学派」之说？难道我们可以认为病机十九条是不值得重视吗？另外，卢氏也在书中更引李中梓《内经知要》说︰「天之运行，惟日为本……在于人者，亦惟此阳气为要……」以及刘力红在《思考中医》中，也把万物一年的四季变化，当成是「由太阳的视运动决定的」。这都是为了要突出「阳的重要」。可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达及成熟，其实正是靠观测星体所得来的成果。而观测星体，正正就是在晚上这「阴」的时间中进行。也就因此，中医的传统天文历法，一直强调「阴阳合历」，以确保同时对日相及月相位置的正确描述，而不独取太阳视运动为制订原则。火神派的医家及学者们，彷佛就是对此毫不知情，或是视而不见似的。更可怕的是，卢氏在《扶阳讲记》中，曾借陆九芝《世补斋医书》的大司天理论，以指出仲景所处之世代为太阳寒水当令之时。其实，陆氏之所以要创出大司天理论，正正是为了要点明「仲景所处之世代，并非寒水当令之时」，以及仲景用药之「不偏」。卢氏这种子虚乌有，刻意捏造的造法，是极为不妥当的。就以上种种，我们看到火神派这些以偏概全，治学不严谨的作法，在认真严谨地研究中医学问这原则下，其实已响起了一个相当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