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是中医必须遵循的准则。理法方药的统一，更是取得疗效的关键，所以，经方运用得当，往往效如桴鼓。《伤寒论》的内容，多能理论联系实际，理法方药兼备，形成辨证论治的体系。张仲景总结了六经辨证的规律，并于每一方证中又立定了主证、兼证、变证和夹杂证的层次，为正确地运用辩证论治提供了先决条件。
主证是指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而言。以太阳中风证的桂枝汤为例，其主证是以发热，汗出，恶风为主；伤寒证的麻*汤是以恶寒，无汗，身痛为主证；少阳证的柴胡汤是以口苦，喜呕，胸胁苦满为主证。这是有关方证中的主证。此外，还有六经为病的提纲主证，如太阳病的脉浮和头项强痛而恶寒；阳明之为病的胃家实地主证；少阳之为病的口苦、咽干、目眩的主证；太阴之为病的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的主证；少阴病的脉微细和但欲寐；厥阴之为病的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的主证。都属于主证范围。
六经方证的主证，是辩证的关键，反映了疾病的基本规律，是最可靠的临床依据。主证是第一位的，因此，对主证要抓而不放。但是，如果我们只抓主证，而置兼证于不顾，就不可能随证应变，也不会把疾病制服。因此，既要抓主证又要顾兼证。主证反映病之常，兼证反映病之变，知常而达变，方符合辨证之法。那么，什么是兼证？举例来说，桂枝汤的主证，如果又出现了气喘或项背强几几，这便是桂枝汤的兼证。
主证和兼证是随六经为病而出现的，它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晰，针对性比较集中而又有规律可循。至于变证和挟杂证则不然，它们不受六经的范围所限制，灵活多变。一般情况下，变证是通过误治，或失治以后，使临床症状发生了异常变化，而变证的类型，或寒或热，或虚或实，或在脏，或在腑，变化多端，从表面上看，好象也是从伤寒演变而来，但实际上是仲景抛开伤寒而论杂病的一种方法。其治疗原则还是本着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
至于《伤寒论》的夹杂证，除小建中汤和炙甘草汤治夹虚证外，还有夹饮气的小青龙汤证，夹宿食的大承气汤证，夹里寒的桂枝人参汤证，夹上热而下寒的*连汤证等，还有很多。总之，由于人的体质不同，所以感邪虽一，发病则尽不相同。因此，在临床上我们不能只在外感上求原因，还必须从内因上找根据。
能否抓好主证，就成了临证的一个关键问题。抓主症是辨证论治的顶级水平。其一，主证最能反映致病的机要，也就是最能反映病机，而只有这个能够反映病机的证能称为主证；其二，是主证最有可能反映疾病的祛除途径，它提示你，你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治疗。这样的主证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根据这个证你就能辨别该从哪个方向着手。刘渡舟先生说：“《伤寒论》言不虚发，句句皆有实践根据。我们一定要细致地抓好主证，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临床上，抓主证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只知抓主证，而对兼证不顾，就不能做到随证应变，也不能随着兼证的出现，制订有效的治法。主证和兼证是并行而不悖的关系，主证反映病之常，兼证则反映病之变。做到知常达变，方足以尽辨证之能事。只有弄清了什么是主证、兼证、变证和挟杂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使辨证有了层次，有了先后，提高了对辩证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抓住主证。
如何才能抓好主证呢？主要是临床经验，另外就是要注意三点，第一点就是需要把基础理论弄明白，学扎实。比如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少阴里寒兼有太阳的表热；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要用麻*细辛附子汤，邪在表而不在里，本阴而标寒，宜温中发汗，兼顾阳气，这个道理你必须搞清楚，道理清楚了，你才能举一反三地运用在其他方面，这才有灵活可言；第二点，就是熟记《伤寒论》中的条文。即便不能一字不漏地背，起码对条文你应该熟悉，特别是有方有证的条文，你必须熟悉，任何时候都能想起它说什么。只有做到这一点，《伤寒论》你才能真正用起来。不熟悉条文，临证主证肯定抓不住，经方用起来就不灵便；第三点，学以致用，经常性的运用，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头脑。
总之，六经方证的主证，是辩证的关键，反映了疾病的基本规律，是最可靠的临床依据。因为主证是纲，纲举而目张，兼证、变证、夹杂证等，也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