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就像《吴医汇讲》所说:“不以分量明示后人者,盖欲令人活泼泼地临证权衡,毋胶柱而鼓瑟也。”无论如何,辨证论治环环相扣,一环都不可疏忽。即使辨证准确、论治周全、选方独到、用药精纯,但如果用量不达,则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也断无佳效。如清朝陈颂幕先生治疗一肿胀病人,予金匮麻*附子甘草汤,麻*八分,附子一钱,甘草一钱二分,无效。邀吴鞠通先生治之。吴认为陈氏辨证无误,此病确属阳虚水停,选方用药也精纯不杂,取麻*发表,附子扶阳,甘草和中。之所以无效,是用量不够。吴氏改麻*为二两,熟附子一两六钱,炙甘草一两二钱,才取得较好疗效。
再如重庆陈源生之母患巅顶剧痛,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陈予吴茱萸汤治之,不料药后病增而吐剧,为此求教于其叔祖父陈济普。陈济普先生认为辨证无误,方亦对路,药后无效,在于吴茱萸的用量过重,减其半,并加*连五分以制之,便一剂而安。从这一古一今两则医案看,用量过与不及,都不足以祛病。古今名医,在精通药性、药物归经、四气五味的同时,没有不在用量上细加摸索的。
年冬,许多专家学者聚集在沧州讨论张锡纯的学术思想。他们赞赏张氏敢于实践验证,并毫不保留地公开了药效体验的独门秘籍。例如,甘遂专于行水,攻决为用,是泄水之圣药,但其气寒而有毒,要发挥它的作用,必须掌握好用量。张氏决定试试,曾一次嚼服3克,未曾晕眩,只是连续泻下十多次,最后所食水谷尽出,但无其他异常现象,始悟甘遂的通利降痰之力,数倍于芒硝、大*,一般用量可由1.5克增至3克,并无危险。又如石膏,张氏谓“治外感有实热者,直同金丹”,其用量,轻证必用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用至三、四两。再如用麻*发表,张氏在沧州时,至多不过四钱,后南游至汉皋,才用二钱;迨北至奉天,有用至六钱始能出汗者,“此宜分其地点之寒热,视其身体之强弱;尤宜论其人或在风尘劳苦,或在屋内营生,随地随人斟酌定其所用之多寡,临证自无差谬也。”在《医门法律》中,喻嘉言提出了治疗暴寒病的难点,即胸中茫然无措,即使使用辛热药物,或采用渐进或临时制定的方案,也往往无法及时挽救病情,这是医生难以承受的责任。岳美中先生指出,理解组方原意、掌握药物配伍和用量的精妙之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基础。如果忽略用量,同样的药物组合如何区分为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或厚朴大*汤呢?因此,方剂用量的精妙之处确实需要我们深入掌握。一旦掌握了各药的用量,其攻下、除满或开胸泄饮之主治就不会混淆不清。桂枝汤中的桂枝和白芍是等量的,如果白芍用量重于桂枝,就变成了桂枝加芍药汤;而如果桂枝重于芍药,就是桂枝加桂汤了。方不同,主治也不同。小青龙汤中的干姜、细辛和五味子应等量使用,桂枝和芍药于疾病初起时可等量,病久渐虚,应该用芍药倍于桂枝,取小建中汤的意思。完带汤是治白带的重要方剂,其药物用量甚为巧妙。白术和山药各一两,白芍五钱,人参、车前子和苍朮各三钱,甘草一钱,而陈皮、荆芥和柴胡只用五、六分。这种重量达一两,轻至不及钱,用量悬殊,正是傅青主寓补于散,寄消于升,动静配合,相反相成的组方经验。如果不按此方用量使用,则难以达到利湿止带之效果。
类似完带汤这种用量奇特的例子,《石室秘录》中也有一方,药为白芍三两,当归三两,萝卜子一两,枳壳、槟榔、甘草和车前子各三钱。裘沛然先生治疗一名赤白痢患者,在一系列治痢正规方失效的情况下取用此方,没想到仅两剂便使日夜登厕近百次已臻危殆之患者得以病除。
张仲景芍药甘草汤的芍药和甘草是等量的,刘渡舟先生的经验是芍药甘草用量2:1方有好疗效。据报道,加味生化汤可治疗子宫肥大,但当归、川芎、桃仁、炮姜、炙甘草、益母草和荆芥七味药中,如不知道重用炮姜与炙甘草,便无明显疗效。中药用量真是一门颇深的学问,恐怕一生都不能穷尽其奥秘。著名中药学家叶橘泉先生早年提出了关于药量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足见其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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