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已有些时日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冬天最难熬的不是刺骨的寒风，而是荨麻疹。
荨麻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种类型的荨麻疹特别容易在冬天发作，这种类型的荨麻疹遇风寒就加重，比如，一到室外，风一吹，痒得就更加厉害。
中医把这一类型的荨麻疹归纳总结为四个字：风寒束表。
荨麻疹的成因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治疗思路不外乎这三点：
第一治风。这一点从古人对荨麻疹的称呼上也可以窥探一二，古代称荨麻疹为风团，就是说它一旦发作起来，就像风一样，时而起，时而消，时而这儿痒，时而那儿痒，非常符合“风善行而数变”的特点。
第二治血。中医认为，阳主动，阴主静。风性轻扬，喜欢四处游走，不喜欢呆在一个地方，所以它必然带有阳的属性，既然风邪属阳，那就要用阴性的物质来制约它，用什么？用阴血。假如阴血亏虚，风就失去了牵绊，它就会在身体里到处乱窜，这就好比一个地方，植被减少，涵养不住水分，土地荒漠化以后，就容易刮沙尘暴。
第三治虚。荨麻疹发作部位虽然在皮肤表面，但有诸于内，必形于外。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内部空虚，又怎么会引来外邪？五脏之中，肺主皮毛，肺气虚，皮肤就长不好，所以皮肤问题要找肺，但是不要单纯以为，只有肺才主皮毛，根据中医五行理论，肺属金，脾属土，脾土生肺金，脾是肺的母亲，也就是说，肺虚的人，脾气往往也虚。所以皮肤好不好，还要看脾胃。这也是很多人皮肤病以后，反反复复，长不好的一大原因，虽然汤药有在喝，但是没有回归到清淡的饮食中去。
治了风，治了血，治了虚，还要再根据风寒束表型荨麻疹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排兵布阵。
首先来解释下，什么是风寒束表？就是身体感受到风寒之气以后，肌肤表面的毛孔关闭了，就像外面气温一下降，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当然是关窗户。
祛风很容易，但是不要忘了，风是一种载体，它可以夹带着外界的任何一种邪气侵犯人体。而冬天的主气刚好是寒，再加上冬又主封藏，身体随四时之气而变化，到了冬天会有意识的减少消耗，储备能量为来年的生发作准备，这个时候，毛孔虽然处于关闭的状态，但至少还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现在体表被风寒这么一束，导致毛孔闭塞的紧紧的，即使有点小汗也发不出来，中医是怎么说的？小汗发不出来身必痒。一瘙痒就一大片，一抓就出血痕，这就是荨麻疹。所以光祛风还不够，还要祛寒。
思路理顺了，治疗方法也就出来了：桂枝5克、芍药3克、生姜3克、炙甘草3克、麻*3克、杏仁5克、大枣4枚，水煎服。
这张方子出自东汉大医张仲景的《伤寒论》，名曰桂枝麻*各半汤。
麻*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作用就是解表，解表刚好与束表相对应，束表是让毛孔关闭，解表是把毛孔打开，麻*能够把风寒束表的状态打开，它可以让你出汗，通过出汗又能把身体里的风邪寒邪带出来。好多人风寒感冒以后，浑身酸痛，汗又发不出来，麻*一进到体内，把汗一发出来，酸痛就减轻了。
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张仲景非常喜欢用桂枝，在他的很多方子里都有桂枝的身影，比如桂枝汤，比如麻*汤，比如小建中汤等等。桂枝能够把身体里的太阳升起来，它是阳气非常足的一味药。你看太阳一出来，人就觉得到处都亮堂堂的，觉得浑身上下都暖洋洋的，所有的阴寒之邪立马无处遁形。桂枝还能入心，心主血脉，心脏强大了，血液才不会堵塞，才能去到该去的地方。
白芍是补血的，身体里的气血充足，气血通畅，就能把风邪固摄住。这也是遵循古人“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治疗思路。
杏仁润肺气，加强肺主皮毛的功能，杏仁又是仁类药，它含有很多精华的物质，能够把干涩的肠道变得滋润，也就是说它能润肠通便。冬天封藏的很厉害，再加上吃得好动得少，很容易生内热，当这股热气向外发散不出去的时候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有了杏仁，杏仁把向下的通路打开，即便有些很小的火热之气，也能及时消解掉。
生姜、大枣、炙甘草，这三味药的主战场在脾胃，专门顾护脾胃之气。
最后还要再叮嘱一句，荨麻疹是皮肤病，但也是脾胃病，这可不是说有了生姜，有了大枣，有了炙甘草，就万无一失了，治疗皮肤病始终要谨记一条，那就是清淡饮食很重要。《难经》里说，损其脾者，饮食不为肌肤。只有把脾胃养好，才能彻底断了疾病的根由。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导读：凡是学习《伤寒论》，需要讲求方法，然后得其门而入，才能做到登堂入室，事半而功倍。因此，对学习来讲，就有远近之分，难易之别了。记得子贡说过，“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伤寒论》这堵墙很厚，怎样才能穿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不遗余力地为之上下求索。有一次看到晋?皇甫谧的《甲乙经?序》，才得到了答案。序文说：“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中悟出一个道理，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为此，我要先讲一讲《伤寒论》的方证大义：《伤寒论》的方，叫做“经方”，来源于伊尹的《汤液经》，而被西汉的太仓公淳于意和东汉的长沙太守张仲景继承而流传至今。“经方”的特点，药少而精，出神入化，起死回生，效如桴鼓，而为方书之祖。《伤寒论》的证，又叫“证候”，乃是用以反映疾病痛痒的一个客观验证，证有客观的规律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可供人分析研究，综合归纳等诸多妙用。“证”不是捏造出来的，它是生理病理客观的产物，它同病可以分开，而又不能绝对地分开。所以证之于病，如影随形，从“取证”的意义来讲，它优于近代医学之上。由于病不能离开证而孑然独存，所以我不承认辨证而与辨病的距离有天渊之别。“证”的精微之处，古人则称之为“机”，凡事物初露的苗头都带有机义。昔日张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日：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仵，又“贵且长也”，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以上的记载，反映了张仲景预知生死可谓神乎其神，但是他说出了“色候固非服汤之诊”，还是通过色脉之诊而知其必然的。古人说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见微知著的本领，似乎发在机先，令人难于揣摩，如果以中医的理论衡量，实不能离开“证”的存在与反映，而机之发也不能无证。古之医家，能通天地，决死生而百发百中，而皆善于识证知机，辨证之学岂可轻视之哉!中医学以辨证为先，惟《伤寒论》一书，祖述歧*之学，发明汤液之旨，对于辨证论治，独领风骚，高出人表，而为中医之*。《伤寒论》总结了六经辨证的规律，又厘定了主证、兼证、变证和夹杂证四个层次。在临床辨证时，应先抓主证。主证是指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所以主证是纲，纲举而目张，对附属于主证的兼证、变证、夹杂证等也就自然迎刃而解。例如：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主证，是以汗出，发热，恶风为主。伤寒的麻*汤主证，是以无汗，恶寒，身痛为主。少阳病的柴胡汤主证，是以口苦，喜呕，胸胁苦满为主。阳明病的白虎汤主证，则以烦渴欲饮，身热汗出，脉洪大为主。大承气汤的主证，则以不大便，腹满疼痛，潮热谵语为主。太阴病理中汤主证，而以吐利，腹满，饮食不振为主。少阴病的四逆汤主证，则以四肢厥冷，下利清谷为主。厥阴病乌梅丸主证，而以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呕吐，下利，吐蛔为主。六经的主证，是辨证的核心，只有先抓定主证，才能突出辨证的重点，这种宝贵的遗产是任何人都可以继承的。至于兼证，是指附于主证的兼见之证，比如说在桂枝汤主证的前提下，而出现的“喘”，或者是“项背强几几”等证。变证，是指医生误治之后，使原来的主证一变而成另一种证候。如误发少阳之汗而变生的谵语，误下太阳而变生的下利。夹杂证，其来源有二：一种是人的体质不同，感邪虽一，发病则异;一种是先有宿疾，后感伤寒，则使老病与新病，标病与本病，表病与里病交叉出现。以上介绍的《伤寒论》证候之学，千姿百态，丰富多彩。说明证候的出现是无穷的，而古人遗留辨证的东西则是有限的。所以就有一个继承与发展，创新与开拓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自仲景以后，后世医家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之上，涌现出脏腑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荣血辨证等许多的辨证方法，蔚成了辨证学的大观。扩大了辨证的范围，补充了六经辨证不逮之处。应当为之指出的，中医的辨证方法，并不等于“照本宣科”，墨守成规，死气沉沉而毫无生意。古人说的“医者意也”，这个“意”字，就跳出了教条的框框，赋予了医人的独立思考，运用思维、理论、经验以及调查研究获得的材料。建立自己的“辨证观”，用自己的才智进行辨证论治，则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纵观历代的医学家多有这种人物，而显示当时的医学成就和它的伟大之处。总的来说，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则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而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所以“方证相对论”的提出，起到了非凡的积极作用。然而最早提出“方证相对论”的，既不是明清的“错简派”医家。也不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医家，乃是公元年唐朝的伟大医学家孙思邈提出来的。孙思邈在他著的《千金翼方?卷九》一篇序文中说：“论曰：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伤其如此，遂披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申府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间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需有检讨，仓卒易知。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根据孙氏以上之言分析，他重点讲述了以下三个问题。1、“方证相对论”的提出经王叔和撰次的《伤寒论》条文，证与方不上下相连，也就是“证”的下边没有“方”的衔接。这种格局不利于学习《伤寒论》和临床实践应用。有鉴方证相离，不能一气呵成，孙氏提出“旧法方证，意义幽隐，……“览之者造次难悟”，所以他主张“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改为在证之下载其方，使方随证立，证随方呈，方证由不相顺接，而变为“方证互相对应”，扭在一起，互不分离。以上这种改进，为伤寒学带来了三大好处：(1)突出了方证的重点和优势。(2)促进了方证的集合与归纳。(3)加强了辨证论治的速度，打开了通向《伤寒论》的大门。自从孙思邈提出“方证相对论”的改革方法以后，又上升为学习方法与捷径，它被认为是唐代伤寒学的一大发明。2、严厉批判了伤寒误用凉药的错误《伤寒论》第一张方子是桂枝汤，第二张方子是麻*汤，显示了伤寒者，乃风寒之邪伤人也。《阴阳大论》云：“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但是，人们对伤寒的认识，在寒、温之间，见解游移不定，节外生枝，概念混淆不清，反而违背了仲景著书本意。 因此，以寒训温，指鹿为马的问题不时发生，以凉药治疗风寒则习焉不察。今人学习《伤寒论》，我认为有三个难题：用经络学说一难也;用气化学说二难也;用桂麻治疗伤寒三难也。孙思邈痛心疾首地指出：“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对用寒凉之药治疗风寒之误，铿锵有力，说得淋漓尽致。陶渊明有“今是昨非”的警句，喜用寒凉，讽毁温热，“矫枉过正者”，应引以为戒。3、建立治疗风寒三方孙思邈对《伤寒论》众多方证之中，提纲挈领，经过认真的筛选之后，他说，“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三则青龙。”并且具体地写出“太阳病，用桂枝汤法第一”(五十七证，方五首)。“太阳病，用麻*汤法第二”(一十六证，方四首);“太阳病，用青龙汤法第三”(四证，方二首)。由此可见，太阳病治疗风寒之方，皆为“正对之法”，至于柴胡等诸方，皆属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则非是正对之法。太阳病确立桂枝、麻*、青龙三方，按类立阵，如大将建旗鼓，望之各归麾下，而使方证对应井然不紊，“凡疗伤寒不出之也“。日本江户时期的古方派医家吉益东洞所著的《类聚方》是在孙思邈的“方证相对论”启发之下而形成的。这本书的质量较高，尤以临床价值不容忽视。国内医家多以为“方证相对”始于东洞之手，乃有“吾道东矣”的说法，在此为之更正，以免讹误。